2011年3月11日14時46分，日本東北部海域爆發(fā)了有記錄以來的一場最大級別的地震。此次地震造成了極為嚴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不僅給日本造成極大沖擊，也對整個世界造成極大影響。國家應急廣播—應急檔案，本期帶您回顧：黑色311，日本阪神大地震。

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聽《國家應急廣播——應急檔案》，我是百寧。2011年3月11日，被稱為黑色311，日本東北部海域爆發(fā)了一場大地震。電力不足、供應鏈中斷、放射性物質擴散……嚴峻的現實不僅考驗著日本，而且，如何做到與自然和諧相處、如何應對自然災害，值得全人類進行深刻地反思。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專門介紹這次地震的書籍《黑色311—日本大地震與危機應對》，對這次災難做了詳細記錄，也分析了其中我們需要借鑒的經驗教訓，今天，我們就和您聊聊日本阪神大地震，第17集。

1995年1月17日凌晨5時46分，以日本神戶為中心的阪神地區(qū)發(fā)生里氏7.3級強烈地震。許多人尚在睡夢中就被倒塌的房屋壓住或被大火吞噬。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3萬多人受傷，數十萬人無家可歸。地震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0萬億日元，總損失達國民生產總值的1%-1.5%，是二戰(zhàn)后截至20世紀末期日本遭遇的最大一場自然災害。

由于地震發(fā)生在1995年1月，從統(tǒng)計口徑上說應該從1994年第四季度的統(tǒng)計數字中可以看出地震的直接影響。以兵庫縣為例，1994年第四季度兵庫縣的GDP與全國GDP之比，可以看出明顯的下降趨勢。但是一年之后的1995年第四季度的數字卻有了顯著改善，甚至超過了同期全國GDP增幅，即隨著震后重建的開展，經濟增長呈現出“Ⅴ”型反彈。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驚人的效果要歸功于當時村山內閣大力推進的災后復興事業(yè)，它為大約4萬至10萬由于地震而失業(yè)的勞動力重新提供了就業(yè)機會，同時刺激了民間部門的投資。日本政府投入阪神大地震的重建經費超過5萬億日元，從其內容來看，最大的特征是以神戶港和阪神高速公路為中心的基礎建設投入最多，占了預算的一半左右。其次為興建大量的租賃住宅，并對公共設施之耐震性提出對策，此項預算也達總經費的1/4。其余1/4經費使用在包括興建臨時住宅、災民慰問金、處理瓦礫、防止二次災害，充實保險、醫(yī)療福利設施、重建文教設施、中小企業(yè)以及失業(yè)、農林水產相關設施等等。日本政府所投入的救災與重建費用大約是兵庫縣一年預算額的兩倍，也是神戶市一年預算額的6倍多。

但是，1997年以后，受橋本政權以緊縮財政以及提高消費稅為中心的結構改革的影響，日本經濟再次陷入蕭條，從圖中明顯可以看出兵庫縣呈負增長，其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且這一情況一直持續(xù)到2004年，2005年的數字才表現出兵庫縣的GDP增長率高出全國。說明了災后重建雖然在短期內使經濟得以復興，但恢復到全國水平整花費了十年的時間。

相比于阪神大地震，此次強震的受災程度更為嚴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此次地震由于核泄漏事故造成的電力中斷問題對日本經濟的恢復產生更為直接的影響。日本擁有56個核電站，大約占總能源供應的30%左右，此次地震造成1個核電站關閉，并造成一些水電和煤炭發(fā)電站故障，導致短期內的電力短缺，經濟能否回升，很大程度取決于電力恢復的情況。阪神震后僅半年的時間日本經濟就得到了短期恢復，但地震造成的損失使得災區(qū)經濟全面恢復尚需近十年的時間。而此次強震又恰恰發(fā)生于經歷世界性金融危機重創(chuàng)后剛剛企穩(wěn)的日本，它會否沖垮脆弱的經濟復蘇基礎，即便災后重建能夠帶來短期刺激效果，但需求的增長未必都由日本的供給來滿足，很多需求仍會轉向國際市場，這一切都會使未來日本經濟的增長面臨更為嚴重的考驗。

決定震后日本經濟能否順利恢復，關鍵在供給面，而不是需求面。因為從需求來看，相關的復興投資會納入正軌，也就是說由于災后重建需求導致的固定資本投資會增加10%，其規(guī)模相當于GDP的2%，主要由企業(yè)設備投資、民間住宅投資及政府固定資本投資構成。

按照投資乘數理論，由復興投資帶來的需求增加將會使GDP提高2%以上的規(guī)模，當然這是在供給面不存在任何制約的條件下。也就是說，采取以刺激投資為手段調節(jié)社會總需求從而實現經濟穩(wěn)定增長的凱恩斯主義手法。震后許多經濟預測也顯示通過這樣的方法日本經濟很快實現V型增長。但是，投資需求的擴大能否真正刺激生產關鍵看復興投資能否轉化為有效需求，在地震、海嘯以及核危機的三重災難之下，來自供給方面的約束制約著生產恢復。因此，此次震后日本經濟即便像阪神震后那樣在短期內即呈現出“V型”增長，從中長期來看，如果電力不足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日本經濟很可能持續(xù)在“L型”范圍內徘徊。

一般而言，自然的地震和海嘯根本不足以動搖日本龐大的經濟基礎。然而，此次卻大不相同。核危機帶來的沖擊，足以動據日本的經濟基礎，其誘因在于核危機導致的電力不足會進而“侵蝕”日本的經濟發(fā)展。

根據日本東京電力公司提供的新聞稿記載，在用電高峰時段即晚6點到7點間，日本的平均用電需求大約為3700萬~4100萬千瓦，大地震爆發(fā)后從2011年3月12日至3月14日之間東京電力的電力供給只能達到3100萬~3700萬千瓦，明顯不足。說明僅僅從發(fā)電能力上就可以看出本次大地震動搖了日本的經濟基礎，這是阪神地震中未曾出現的，如果再加上其在規(guī)模與范圍上的影響，則受災程度更是可想而知。理論上講，火力發(fā)電廠在受災后可以修復，但據《日本經濟新聞》3月20日的新聞報道，即使破壞的發(fā)電廠恢復，東京電力公司的電力供給要恢復到4200萬千瓦最快也要等到4月底。福島第一發(fā)電廠的發(fā)電量大約是470萬千瓦，相當于電力供給的14%左右，目前其恢復與再建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如果考慮到這些因素，日本很難擺脫未來電力供給不足的狀態(tài)。況且，評價電力供給能力好壞的關鍵在于高峰期的電力提供，而真正的高峰期—暑期還沒有到來。據《鉆石周刊》2011年3月26日報道，日本在其用電高峰期8月份的電力需求將會超過6000萬千瓦，而按照4月底的供給能力測算，只相當于需求量的32%。

為此，有專家提出應該對超出必要使用量的用電提高電費，但這一對策僅僅限制了家庭用電，家庭用電只是一小部分而已，關鍵在于控制企業(yè)的大規(guī)模用電，但控制這部分用電無異于限制了企業(yè)的經濟活動。也有專家提出是否可以調配西日本或北海道的電力資源至東日本地區(qū)。調配西日本的電力資源有一個問題，就是兩地區(qū)的頻率不同，調配過來的電必須進行轉換，日本雖然啟動了相關的轉換工作，但其轉換能力只能達到100萬千瓦，僅僅是福島第一發(fā)電站的1/5。調配北海道的電力資源存在著輸送問題，即電力輸送要穿洋越海，成本太高，加之其發(fā)電量也十分有限，只有大約60萬千瓦。

綜合上述情況，也有專家提出比起如此昂貴的“西電東送”，莫如采取生產活動的“西移”更為現實，即將東北部及東北地區(qū)企業(yè)的生產轉移至西部地區(qū)進行，但即便如此，仍然不能擺脫“供不應求”的狀態(tài)。從電力公司的電力銷售情況來看，東北電力和東京電力合計為1037億千瓦時，占量的40%，其中77%來自制造業(yè)；中部電力與關西電力合計為895億千瓦時。假定占東北及關東地區(qū)1/3的制造業(yè)的電力需求由中部及關西地區(qū)來滿足，則中部及關西地區(qū)的電力需求無形中增加了1/3，可見，由此引發(fā)的電力不足情況是十分嚴重的。

核發(fā)電占日本發(fā)電總量的大約30%，19年前，日本曾經計劃將核發(fā)電總量提高到40%以上，福島核事故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徹底調整核發(fā)電政策，如果政府決定關閉部分核電站，日本經濟將會遭受不小程度的打擊。

可見，由于福島核危機的爆發(fā)導致的電力不足問題不僅僅局限于受害的東北以及關東地區(qū)，會波及日本全國。即使電力供應能夠在“量”上得到決，其成本會很高，考慮到國際原油價格上漲、風力及太陽光發(fā)電無法從規(guī)模上代替核發(fā)電等因素，成本會更高。加之核發(fā)電政策需要調整，這一問題將會演變成為制約日本經濟發(fā)展的長期問題。因此，從長期來看，日本必須要重新調整產業(yè)結構，大力開發(fā)“省電型產業(yè)”，這是擺在災后日本面前的重要課題之一。日本必須減少依靠大量電力供給的制造業(yè)，逐漸向服務業(yè)傾斜。如果日本將制造業(yè)比重調整到目前的一半左右，即與美國制造業(yè)占全產業(yè)比重大體一致的話，其電力需求能減少一成，否則的話，電力供給問題將會繼續(xù)困擾日本。

此外，核危機可能對日本消費者信心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無論是日本家庭通過提高儲蓄率來重建財富的舉動，還是日本國民出于對核污染的恐慌而減少對本國農產品及其他產品的消費，都可能導致消費率的下降，從而影經濟增長。

如果從長期視角觀察日本經濟增長，理論界大致可以分為兩派觀點。一派是所謂的“發(fā)展?jié)摿τ^”，認為日本經濟發(fā)展仍有潛力，最終還會恢復到以前的水平；另一派觀點則保持“成熟經濟觀”的立場，認為日本經濟發(fā)展已趨向成熟，即日本正在或已經步入成熟經濟社會。

如果從“成熟經濟觀”的視角解讀日本經濟增長的方向，日本經濟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zhàn)。第一，日本人口的老齡化是全球發(fā)達國家中最為嚴重的，同時日本又是全球范圍內移民政策最嚴厲的國家之一，這就限制了國內有效勞動力的供給；第二，日本國民向來具有高儲蓄率的傳統(tǒng)然而，如果我們認為，人口年齡結構是影響儲蓄率的決定性因素，那么隨著日本人口年齡結構的繼續(xù)老化，國民儲蓄率將會逐漸下降，因此人均資本水平難以維系；第三，如果日本能夠維持較高的全要素生產率，那么就可以抵消人口老齡化與人均資本下降造成的沖擊。但日本人盡管在工藝流程優(yōu)化方面很有幾招，但日本從來不是新技術革命的策源地。如此看來，作為成熟經濟體的日本，能夠維持2%到3%的平均增速已經相當不容易。

值得肯定的一點是日本經濟的再度崛起需要日本政府與民眾的共同“痛定思痛”，不僅需要日本政府設法擺脫“走馬燈”似的格局，同時需要從根本上創(chuàng)造核心競爭力。對此，后金融危機時代上臺的日本民主黨政權政權提出了“新增長戰(zhàn)略”，這一戰(zhàn)略是日本政府為了重振經濟、全面提升產業(yè)競爭力而制定的長期產業(yè)政策。從其內容可以看出，作為未來增長產業(yè)的前瞻性扶持政策，今后的重點在于創(chuàng)造“需求”為主、扶持“軟產業(yè)”——業(yè)文化產業(yè)的出口以及培養(yǎng)產業(yè)活力。日本產業(yè)政策的這一重大調整是否能夠在地震、海嘯以及核危機三重災害壓迫下經受住考驗，這將是一個舉世矚目的問題。

國家應急廣播—應急檔案，今天，為您講述：黑色311，日本阪神大地震，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寧，明天見！